我喜欢在电影里，找到那些能联想自身的段落，在张唯导演、将于1月9日上映的电影《兄弟》里，就有这么一个段落。

 

       一群西藏盲童学校的孩子，为了参加电视台的真人秀节目，从西藏的乡下出发，历经千幸万苦，到了拉萨，最后到了深圳，好不容易到了深圳卫视，却错失上台表演的机会。晚上，孩子们都睡了，盲童学校的老师尼达，和电视台的小江导演，站在窗前说话。

 

       尼达说，他以前参加过钢琴比赛，得了第一名，但他认为，第一名是别人，他能得到第一名，就因为他是个盲人，“过分的同情也就是歧视”，但小江导演不这么看，认为他是太敏感了，就像他根本不需要戴眼镜，却还是戴着它，其实也是为了保护自己。

 

       尼达身上有某种特异性，但他并不真正接受这种特异性，甚至有点排斥它，他认为，自己获得的善意，都要归功于这点特性，所以连这点善意都不想要了。他希望真正被别人接受的是单纯的、清清白白的自己，而不是某些特性，某些标签。

       因为某些特性获得善意，是多么卑微啊，似乎，自己再也不是完整的自己了，而是缩小为一个特性。这个特性，即便再丰富再突出，和那个完整的自己比起来，依然是无比扁平的。就像卢浮宫缩小为一幅《蒙娜丽莎》，梵·高缩小为一幅《向日葵》，就像兰州缩小为一碗牛肉面，就像张爱玲缩小为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（尽管她还有《秧歌》和《赤地之恋》），而徐志摩被缩小为一句“不带走一片云彩”。

 

       你被降维了，降维的你，变成了一张扁平的纸、扁平的漩涡，最触目的地方，只是那一个特别的斑点。你担心人们在你身上只看到那块斑点，你甚至担心那块斑点变成你。

 

       这个故事里的盲人孩子，也都有同样的敏感，盲童们第一次去电视台，大家一起登台，导演选中盲少女卓玛，卓玛上台，不愿意开口唱歌，因为她觉得，她是和小伙伴们一起来的，不能丢下他们。她也担心，自己是因为某些特性，才获得了眷顾，她急于撇清自己，她不光要证明自己对友谊的忠诚，还要证明自己不只有这样一点点特性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丢下因为这种特性获得的好处，回到小伙伴们中间去。

 

        一个人，凭借自己的某种特性获得关注，获得利益，是不是合理的，是不是投机？有没有取巧的嫌疑？是不是对这个世界的取悦和谄媚？过分消费这点特性，会不会难以为继？如果凭借这点特性获得了利益，从此会不会被这点特性困住，再也无法挣脱？

 

       在很多人身上，看到过这种纠结。例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出演过贾宝玉的欧阳奋强，凭借这个角色，成为国民偶像之后，他又努力挣脱这个角色，留胡须，不修边幅，转型当导演。还有许许多多的歌手，凭借某一首歌成名之后，就再也不愿意唱成名曲了，就像我喜欢的一位歌手，在演唱会中间，听到观众喊叫她的成名曲时，幽幽地说：“我就只有这一首歌吗？”

       而《兄弟》的编剧导演们，在制作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应该也有过同样的担心，西藏、盲童、真人秀，都是很特别的点，把这些拍成电影，会不会有消费西藏消费盲童的嫌疑？尼达老师的那段话，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心声。尽管，这个故事来自真人真事，取材自2010年《中国达人秀》里，一群西藏盲童的故事，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编造。但它毕竟太特别了，太像是有目的的了。

 

       于是，他们在这个故事里，给出了一些别的东西，比人们印象中的西藏更丰富的东西。人们印象中的西藏，是奇特的，有神性的，人们生活在非凡的生活当中，每天磕长头，那我就给出西藏的日常生活，给出那些平凡的、琐碎的、细腻的部分。所以，《兄弟》里有西藏人的日常细节，盲童学校的教室、餐厅，街道上聊天的老人们，孩子们在梨树上摘梨子，盲人按摩院的日常对话，这都是我们很少能在电影里看到的。

       这还是不能改变这个故事里，那些并不寻常的特点。但，消费某个特点，一定是错的吗？在人们进入人生苦路的时候，先给出点甜头，一定是错的吗？标题党是错的吗？提炼出“干货”的故事梗概是错的吗？也许，为这一切焦虑，才是错的。

 

     《兄弟》的导演们，最终用了坦然的态度去讲这个故事，讲一群盲童上真人秀的故事。该动人的地方动人，该煽情的地方煽情，该展示西藏美景的地方，也有大段的美景，因为，人们在这个故事里，期望看到的，也正是这些东西。并不只有忤逆人们才是善意，很多时候，顺应，也是善意。

 

       蔡琴自嘲“我已经唱过2000遍《恰似你的温柔》了”，说完这句话，她又唱了一遍，人们也照旧爱听。

       乔布斯有无数件同样的T恤、牛仔裤和黑色高领毛衣。

       而欧阳奋强，后来索性把名字改成了“欧阳宝玉”。

       就这么着了。

      卢浮宫里不只有蒙娜·丽莎，但你如果为她而来，看到了别的瑰宝，也依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。

      我们不妨大大方方地，用自己的特性去交换了解，交换关注，为此，精心维护这点特性，一遍遍重复，一遍遍提醒，直到我们通过这点特性，展示出了自己的全部世界。我们也不妨作为一个斑点存在着，成为一幅《向日葵》，一句“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，梅花就落满了山坡”，没什么要保护的，也大可不必敏感脆弱。

      交出了特点的我们，最终成为不依靠特点的，交出了脆弱和敏感的我们，最终获得了某种宽广，这种宽广不是来自别人，而是我们自己的释然。

      这都是我的，这都是我。好的坏的，特别的，普通的。都是我的，都是我，拿它换点啥，都可以。

      “我就是我”，晚年的乔纳森·斯威夫特这么说。

      盲童学校的同学，最终交出了自己的纠结，也交出了自己的盲，自己的歌声，就像梨树交出了梨子，叶子，枝条。

      他们的自由，更多了，世界，更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