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不久前闭幕的2014年蒙特利尔电影节上，中国影片《打工老板》引发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，并最终摘得最佳男主角奖。该片以深圳特区的企业生存状态为背景，从工厂老板、工人、卧底记者、外商等多个群体的视角，表现世界经济潮流下中国民营工厂的困惑与努力。部分西方媒体质疑该片将中国制造业的困境“归咎于西方资本的压榨”。对此，影片导演张唯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专访时表示，拍摄当代中国的题材，真实是第一位的，自己只是尽力用镜头说实话而已。

环球时报：是什么让你想到拍深圳工厂制造业的故事？

张唯：《打工老板》是一部很专业的工业题材片，做这部电影最早是因为广东富士康事件触动了我。我在深圳呆了20多年，对那里的企业很了解。很多导演的作品里会有自己的生活体验，这不是我的第一部电影，里面没有我的影子，但有我对事情的态度。

这部电影投资只有1000万，拍摄过程中却需要调度上千人。无法租很多场地、搭景，就只能到多家工厂现场取景。有时人家在生产，不一定会让你拍。拍的过程中，深圳的工厂又有很多新动向出来，剧本就得一直更新，前后共有7个编剧参与创作。

环球时报：《打工老板》10月将在全国公映。你说过这部片子能“唤起60后到90后几代打工者的共鸣”，但很多进影院的人并不属于打工阶层，会担心票房吗？

张唯：这部影片在蒙特利尔上映时，2/3的观众是西方记者和普通人，剩下的是加拿大华人。西方媒体没见过这种题材的中国电影，他们的信仰价值和对“中国制造”的概念跟我们完全不同。他们觉得这部电影是在批判西方，于是带着这样的价值判断来提问题和讨论。而现场的华人观众大多是年纪较大的企业家，很多人看完影片后抱着男主角姚安濂痛哭，说“演的就是我”。在现场引起这么大共鸣，说明这个人物是成功的。

这部电影拍完后的初稿，我请很多不同身份的观众看过。结果，那些爱看深度内容、有生活感悟的人表示很喜欢。但如果带着娱乐心态去看，这部电影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。

环球时报：有西方媒体认为《打工老板》在为中国的企业主推卸责任，将企业和工人肩负的压力归咎于欧美资本的压榨。这是你参展前预料到的吗？

张唯：这种电影拿出去参展肯定会受到一些质疑，有些外国媒体甚至把政治问题扯进来，但我觉得自己在很客观地反映中国企业的发展状态。在表现东西方的摩擦时，并没有偏袒哪一方。姚安濂最后拿到最佳男主角奖，也表明片中的故事人物获得了西方主流认可。

环球时报：你觉得国外对什么样的中国电影感兴趣？

张唯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外电影节，接收到的信息也主要来自加拿大媒体。他们对中国企业生存现状这种当代题材非常感兴趣，而且我很惊讶他们对中国制造业的了解程度。不少国外观众看完之后问：“中国企业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吗？老板拖欠工资，员工动辄闹事？”我说：“从拍摄到现在经过了4年，很多问题已经解决。现在广东的工厂虽然依然有订单压力，但都已经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在管理，不存在所谓的血汗工厂。”

环球时报：一些参加外国电影节的国产影片，倾向于表现中国的“脏乱差”。《打工老板》没有这样描绘。你觉得如何做到更客观地反映中国社会？

张唯：不论从民族情感还是从文化审美上，我都会选择一种正常的表现方式。外国人可能更容易被一些破旧的场面吸引，但我们的片子要表现当下中国，真实是第一位的。我的电影风格介于纪录片和文艺片之间，从摄影、叙事到人物，不去过多的煽情。我的其他几部作品也是这样，在片中使用音乐都很谨慎，尽量不去破坏现实感。

环球时报：得奖之后有什么打算？会走商业电影的道路吗？

张唯：我后面还有四五部电影，下一部是关于西藏的，已经筹备了三四年。还有一部在做后期，是关于自闭症儿童改变宿命的故事。之后还有几部围绕社会边缘人物的剧本。我比较关注这个群体。
我年轻时想当作家，但文学创作太孤独了。也许将来老到拍不动电影，我会回归写作，毕竟文学的表达空间会更自由一些。